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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胜文枪击案有重大进展br目标锁定陈鸿源家族恩怨

发布日期:2022-05-05 23:37   来源:未知   阅读:

  连战之子、中央委员连胜文11月26日遭枪击案再现重大进展。台检方通过对开枪嫌犯林正伟通话记录的分析,初步认定是幕后集团通过造势场合制造枪击案,要让陈鸿源家族遭受庞大压力甚至崩解

  中国台湾网12月1日消息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连战之子、中央委员连胜文26日遭枪击案再现重大进展。台检方通过对开枪嫌犯林正伟通话记录的分析,初步排除全案与选举赌盘有关,并初步认定是幕后集团通过造势场合制造枪击案,要让陈鸿源家族遭受庞大压力甚至崩解;而至于开枪对象,严格来说并不存在误击的问题,因为一开始就是锁定“台上谁最大咖(牌)就开谁”。

  台检方于昨(30)日下午就讯连胜文后,已经完成枪击案现场重建,确认林正伟就是要枪击连胜文;且根据林正伟的通联与资金流向,初步排除全案与之前盛传的选举赌盘有关,全案指向陈鸿源家族与其它利益团体的恩怨,有人买凶要让陈鸿源家族难看。

  至于恩怨为何,台检方表示,针对林正伟自称的台北市古亭都更(都市更新建设计划)案及台北县新店市绿野香坡开发案的纠纷调查基本结束,初步排除这两个纠纷为作案动机。因为以林正伟近年来生活状况,不可能与陈家有此纠纷,林只可能是马前卒。

  台检方表示,目前已把目标锁定陈鸿源家族是否与其它利益集团有冲突或纠纷追查,由于陈鸿源家族否认得罪人,台检方只能从周边讯息调查,最快将在今、明两天提讯在押的林正伟,确认其开枪对象与动机。

  正在南京晓庄学院读大三的80后贫困生王景光每天晚上都要出去打工,他把每个月挣的1300元中的1000元分批给8个需要资助的孩子汇出去。为了帮助更多的孩子,他甚至每天只吃一顿饭

  “如果一天只吃一顿饭,会是什么样的人?”正在南京晓庄学院读大三的王景光就是一位!他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人,他家里不算富裕,因此每天夜里都出去打工,两年来靠打工赚了有两万元,但他把所有的钱都捐给西部的贫困孩子了。为帮助更多的孩子,这位阳光帅气的80后男孩子,甚至每天只吃一顿饭,单纯而固执的奉献,在南京晓庄无人不知。很多人说他这是在拿健康做赌注,也有很多人不解他为什么要这样拼命赚钱,他的回答是:“我只想多帮助一些贫困的学生”。

  心声:“因为打工,我的学习时间很少,少吃一顿饭还能省时间,这样学习、工作都不会耽误。”

  王景光1988年出生,近一米八的身高,皮肤白净,在许多女生眼里是一位阳光帅气的男生。如果不是别人说起,记者根本无法相信他会每天只吃一顿饭。在晓庄学院江宁校区,记者本以为赶上了他的饭点儿,王景光却告诉记者,他一般是不吃中饭的,“从今年初开始,我就只吃一顿晚饭了。”他很平静地告诉记者,似乎每天吃一顿饭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昨天同学刚刚聚会,我吃了好多,今天中午还有点饱呢!”王景光似乎很满足地说。“每天吃饭的钱在3元至3.8元,每次自己都打5毛钱的饭,剩下的钱有时候能打两种菜。”记者算了一下,如果王景光每天只花费3.8元吃饭,一个月的伙食费只要114元。

  “中午省一顿饭也有其他好处。”王景光说:“自从每天晚上要出去打工,我学习的时间少了。如果中午按时吃饭,打饭排队,和同学吃饭聊天,吃完饭了还想休息一会儿,没多久又要上课了。每天下午一点学习时间就耽误了。同学们中午都去食堂的时候,我就去图书馆看书,这样学习、工作都不会耽误。”

  作为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一天吃三顿饭都可能不够,现在从两顿减到一顿饭,他能吃得消吗?记者为此向他身边的同学、老师求证。

  他的舍友吉启卫说,大一大二的时候,王景光都还吃两顿饭,那时候5毛钱的饭王景光吃不饱,但他不好意思再去打饭了。好几次都是我再去打一份5毛钱的饭,陪着王景光一起吃。“现在他只吃一顿饭了,我们所有的同学和老师都苦口婆心地劝他,但他就是不听,有时候我们于心不忍,每天早晨给他带一点包子馒头,他看起来都吃得很香,我们才有点安慰。”

  2008年,王景光作为第一批来自西部的学生考入了南京晓庄的经济与管理学院。在08政教班里,只有两位同学来自西部,剩下的都是江苏人。在许多江苏学生的眼里,这位来自西部的同学,应该是贫困助学的对象。

  “但是当大学第一年学校通知申请助学金的时候,班里很多同学都申请了,而作为班长的王景光却悄悄地自动放弃了。”在同学和老师的眼里,王景光是一位全心为同学着想的好学生好班长。

  在王景光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利用假期挣钱。但是挣来的钱却不是为了自己,大多捐给了贫困学生。当王景光读高中的时候,他就开始省吃俭用资助两位成绩优异的同龄人,一个学生正在读高一、另一个在读初三。“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别人最能体现自己的价值,高中资助的孩子已经被政府接管了,我又可以有新的起点了。”

  进入大学后,王景光每年资助的学生都在以惊人的速度递增,大一上学期的时候有3个孩子,大一下学期时有4个孩子,到了大二增加到了7个,现在大三了,增加到了8位。明年如果手头宽裕了还会不定期资助更多的孩子。

  目前王景光定期资助的8个孩子,分别是:宁夏固原贺套村小学1名;宁夏盐池麻黄山小学2名;宁夏固原一中一名;宁夏固原五中一名;宁夏盐池大水坑中学一名;宁夏盐池麻黄山小学一名;宁夏麻黄山地区后洼小学一名。

  “因为我自己的资金和能力也有限,通过对比筛选后,才会决定长期资助。”王景光告诉我们,“资助的孩子都是来自西部贫困地区,通过宁夏红十字总会、固原团委、盐池等地区,每个孩子都是我一个个认真筛选的,有的孩子是在支教中认识的,有的孩子是在红十字名单中看到的。

  “你知道我一个月哪一天最开心吗?”王景光的问题把记者弄糊涂了。“每个月10日是我拿工资的日子,那天晚上我的钱包被1300元塞得鼓鼓的。”王景光脸上洋溢着微笑。他说:“我最开心的日子,是拿工资的第二天。每个月的11日,是我前往邮局和银行的日子。每月1300元的收入,我把1000元分批给孩子们汇出去。有的汇500元,还有的汇200元,但大部分是100元。想到他们又能够读书了,我的心里就会特别满足。”

  在王景光资助的孩子名单中记者看到,王景光每个月捐献给哈秀文500元,“因为她在宁夏市中心上学,学费高开销大。邵乾坤这个孩子,几年前患上了重病,我曾经给他捐过钱,现在他的病有所好转,我每个月给他捐100元……”

  记者数了数王景光捐助的几个孩子,邵乾坤、文静、刘彦吉、李小荣、李少华、高玲玲、李志文每人捐献100元,捐献给哈秀文500元,这总共加起来就已经1200元了。这已经接近工资总额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王景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在学校里,有时候临时帮助老师做一点事,老师都会塞给我一点工资……”

  其实王景光的家庭并不算富裕,父亲是在宁夏一家单位做小职员,母亲最近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一个正在读书的弟弟。但是从初中时,王景光就开始做各种零工。谈到王景光做过的职业,可以一口气说上十来个,他卖过菜、发过传单,还做过广告公司的业务员、建筑工地安装工、在小饭店当过伙计……暑假时一天曾打过3份工。

  刚考入南京晓庄学院后,曾同时在校内兼三份职。他在校园书店卖书、做老师的助手、在图书馆整理书籍。但靠勤工助学的微薄薪水很难资助孩子们。于是,王景光就放弃了学校里的兼职。

  “平时上课不能耽误,只能用业余时间去打工,晚上的夜班最合适。”从今年开学起,他在江宁百家湖一家酒店找到了发货员的工作,工资每个月1300元,每天下午四五点,当王景光吃完晚饭后,傍晚6点多就会赶往百家湖上班,夜班工作一直到夜里12点半,有时候忙到深夜一两点才回家。

  王景光说,工作就是负责给酒店里的酒水、瓜果发货,晚上有点耗时间。“因为上夜班,王景光还受过伤。”他的舍友透露说:在百家湖到学校四十多分钟的车程中,王景光曾有两次因骑车犯困,摔得胳膊腿上都是伤。

  心声:“我是可以等有钱了再帮助更多人,但这些贫困的学生,如果我不帮,他们就失去了读书的最好时期。”

  “我每天都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同学和老师。但是我这一年头发白了不少,眉毛也掉了一半。”王景光低下头时,偶然能看见这位80后小伙子的头发里藏着几根白发。“心里想着那些渴望读书的孩子,要花费许多的时间和心思。”

  2009年暑假他第一次将自己的南京晓庄学院的校友带到了宁夏,开展以支教、调研为主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他和同乡学妹的努力下,于12月份将南京晓庄学院加入了宁夏盐池教育发展基金会。

  “我很多方面比不上江苏的学生,但是我不仅代表我自己,我还代表我的家乡,我希望自己毕业离开学校了,也能给学校留下一笔财富。”后年,王景光就大四毕业离开学校了,他希望这两次支教后,自己的学弟学妹能够有机会去西部支教。“我作为西部的孩子,我觉得自己有很多方面比不上江苏的孩子。我就想自己抓住每一次机会证明自己。我自己的方式能给学校留下特殊的记忆。如果有一天别人回忆起我,我希望和别人与众不同。”

  “为什么不现在好好学习,等到将来赚很多钱的时候,再做慈善的事情呢?”记者问。

  “其实很多人都这么劝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这的确是很好的方式。等我有钱了可以帮助更多人,但这些贫困的学生,如果我不帮助他们,他们就失去了读书的最好时期,有些人一生只有一次读书的机会。”

  在南京晓庄学院,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王景光最大的目标是能够成立自己的基金会,但是他向上级部门申请过,注册资金需要达到100万才可实现。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拥有100万,但是我希望现在能帮助一个孩子是一个。”王景光几乎成为了南京晓庄的名人,在他感召下几乎每个同学都参与了捐献爱心的活动。在大二第一学期,王景光先后举办两次爱心义卖活动。第一次是在重阳节之夜,他和两名室友,将义卖孔明灯的钱捐给了江苏海事学院一名白血病的学生。第二次义卖,那一年的圣诞节。在所得3000多元的爱心款后,他印刷了600本书籍捐献给了宁夏固原贺套小学和部分贫困学生。剩下的收入都捐给了宁夏固原市贺套村小学的孩子们。

  心声:“作为儿子我亏欠父母很多,每次打电话连一句‘爸爸妈妈你们过得好吗’我都问不出口。”

  “在江宁找这个工作不容易,如果天天坐地铁,来回4块钱,比每天吃饭还贵,晚上回家晚了还没有车。因此我狠狠心花400元买了一辆二手的摩托车,每个月的50元汽油费就是为它花的。”王景光笑着说,有时要给孩子打电话,因此话费也成了重要开销。

  “我的生活费都是自己挣来的,如果每个月1300元的工资,留300元自用,每个月手机费100元、伙食费150元、交通汽油费50元。父母每个月都给我生活费,但我不用,那都是父母辛苦挣来的。”但因害怕父母问起,王景光总是把家里寄来的钱悄悄存起来。

  虽然王景光从不记账,但却精打细算每一分钱。从小学到大学,他做了15年的班长,但班级的资料都存在各个同学的电脑里,因为他舍不得买一个优盘,更不用说是一台笔记本电脑。

  他上网,但从不聊天,而是搜寻贫困的孩子。他不谈恋爱。他自嘲说:“恐怕没有哪个父母愿意把女儿嫁给我。”他不爱玩!这几年只陪老乡去过一次新街口、夫子庙。他很倔强!因为不停地打工、捐助,家人多次劝说几乎没有一点作用。他和父母有很深的隔阂。每个月和父母打电线分钟。进入大学后,王景光做了很多慈善的事,但都是背着父母完成的。

  “作为儿子我亏欠父母很多,每次打电话连一句‘爸爸妈妈你们过得好吗’我都问不出口。”王景光有些哽咽地说,但是我却把他们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

  父母对我最大的期望是我能考上公务员,明年大四了,我想好好看书,我要实现父母的心愿,去西藏做公务员,我喜欢探险,西藏有最高的山峰,有险峻的峡谷,我可以拥有自己的小木屋,过平静的生活。我还可以努力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明年就是大学最后一年了,也许去打工的时间少了。但只要熬过了这一两年,这个愿望实现了,慢慢都会好起来的。

  “你要真以为王景光是铁人就错了,他也会累,也会哭。但是他特别坚强独立,从不轻易跟陌生人诉说。”王景光的舍友吉启卫告诉记者。“早晨上课,我常看见王景光会犯困走神,但大清早经常还都是王景光喊我们起床呢。他打工时累了,嘴里就嚼一点冰块,打开手机看到受资助的孩子发来一条条短信,他就会痛苦流眼泪,这些学生就是他继续工作的唯一理由。” (据《现代快报》)

  日前,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做的《外国人留学生在籍状况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在日本,中国的留学生人数最多,有79082人,占总人数的59.6%。据了解,在日本花十几万日元的价格即可买到文凭

  “中国籍学生已成为日本留学的主力生源,这点毋庸置疑。”日前,在赴日采访中,日本文部科学省高等教育局高等教育企划课负责人福田和树给本报记者出示了由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pan Student Services Organization,简称“JASSO”)做的一份《平成21年度(注:2009年)外国人留学生在籍状况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人数最多,有79082人,占总人数的59.6%。其次是韩国、中国台湾等。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2010年最新统计,全日本目前有778所大学,其中86所公办大学、95所公立大学和597所私立大学。也就意味着日本七成以上的大学为私立大学。“可以这样说,无论在哪类大学,中国留学生都占留学生总人数的第一位。”福田和树说。

  记者在这份调查表中发现,最受中国留学生青睐的日本学校中,不乏名校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名古屋大学等。早稻田大学是各所学校的佼佼者,成为赴日留学生的首选之地,去年这所私立大学吸收了3114名大学生。

  近3年来,赴日留学人数的增量在放缓,但由于前几年猛增的人数,赴日留学人数在数量上依旧居于高位。赴日留学人数放缓的原因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近年来日元的不断升值。对此,日本文部科学省表示,从留学人数上,并没有看到日元升值对其影响有多大。

  面对欧美各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生源抢夺,日本政府如何做出应对?福田和树认为,如今,中国经济不断强大,中国人比以前更容易去海外读书。中国留学生也不再单纯依靠政府输出这条路,更多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资金,或者让其父母送到海外留学。此外,留学生留学的方向也更加明确,趋向有着更为多元化的需求。

  为了应对日益升温的留学潮,日本政府也相应地做出对这种多样化需求的应对计划。比如,有的留学生奔着日本的高科技而来,有的奔着动画片制作、漫画技术而来。为配合留学生的需求,日本一些大学也开始在尝试做出变化。比如明治大学,近年来为中国留学生专门成立了“国际文化学部”,课程包括了日本的新技术,诸如动漫、电影制作等。这部分内容在日本是一份工作,而留学生则要更为深入些,将这些工作当作一种学问来学习和研究。正是依靠大学本身的灵活应变,吸引了不少中国留学生的眼光。

  近十年来,中国赴日留学生人数开始出现猛增。为何在日本经济开始停滞不前时,却能引起这样一股留学热?福田和树说,这与国家政策、各所大学吸纳大学生的态度不无关系。

  一直以来,日本的政权叠换频繁,推出的国家政策也在影响着赴日浪潮。最早追溯到昭和58年(即1983年)。这一年,日本在职首相是中曾根康弘。“中曾根政权中有这样一项规划:把当时只有1万人左右的留学生人数,增加到10万人以上!”福田和树称,正是这一规划影响了赴日留学的人数,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日本的留学生人数的增长率维持在两位数。这当中,日本政府增加了对大学招收留学生的这部分支出预算,留学生人数大大增加了起来。

  政府的政策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福田和树说,尽管以后几年日本留学生人数增长率有所降低,留学生人数曾一度减少,但政府的预算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让留学生人数减少的一个原因,在于此时日本经济出现的状况,日元大幅升值,增加了日本留学生的经济负担。

  但就当日本经济仍停滞不前时,从平成12年(即2000年)至15年(即2003年)之间,赴日留学生人数又有两位数的增加率。“我认为,影响学生来日本留学的重要原因,在于此时各所大学对接受留学生的态度有所转变。”福田和树说,在这段期间,中国成立了“中国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英文简称“CDGDC”),和日本方面的有关协会携手,认真切实地将中国籍留学生在高中时期的成绩单等资料传送给日本的大学,极大地减轻了资料选送的繁琐。正是中日两国在生源选送方面的配套日渐齐全,才致使留学生人数增加。

  中国籍留学生大部分人在日本就读私立大学。日本的私立大学由不同的教育集团投资兴建,其中部分私立大学开设了各式短期大学、专修学校(专门课程)、准备教育课程。此外,日本每所私立大学的毕业文凭也都千差万别。因此,如何让不清楚大学构成的门外汉辨别出文凭的含金量,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广州一家知名旅行社任职的伍先生曾赴日留学五年,他说,越来越多的广州人喜欢到日本留学,当中很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去私立大学所设的短期大学或者专修学校学习,这些学校实际相当于中国的大专院校。但日本的类别比较特殊,比如有服装学院、化妆学院等,学成后回国,也成了一名海归派。留学生中更有出现文凭以次充好的现象,比如拿了一张2年制的日本短期大学文凭,冒充本科毕业。对此,伍先生称,实际只有很少人知道当中文凭的含金量有多高。据了解,在日本,学位和毕业证书没有统一设计,也没有统一的规格。这又增加了辨认的难度。

  对此,文部科学省给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法。用人单位若怀疑学历的含金量,建议通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去做有关查询,大使馆可以帮助提供学校的详情以及学员在学校是否有进行相关学习。但这一方法的缺点是调查时间无法保证。遗憾的是,目前没有一家单位会真正较真到通过大使馆去查阅相关的学历证明。

  广州仔阿武做好了赴日就读的准备,逛日本留学生的网站是他目前最常做的一件事。他跟本报记者爆料道,尽管日本的教育体系严谨,几乎不可能出现假学历、假文凭的事情,但实际仍出现一些漏洞。他曾在一网站上看到有人公开叫卖日本文凭价格,而他本身也听到过不少案例,称一些人可以通过直接购买学位的方式,花十几万日元的价格即可买到文凭。

  “实际上,我们也听过有类似的现象存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工作人员对此表示。不过解决之道,文部省认为,责任不应在日本身上。文部省认为,学生在中国通过网络购买日本文凭,用日本的假文凭在中国寻找工作,这一犯罪行为全在中国境内发生,应当由中国来进行判罪。

  福田和树表示,在日本通过正规渠道注册的大学是不可能产生假文凭,而非正规大学,即不在教育部门登录的学校,日本政府实际上难以全方位地监管。为了避免这些现象的发生,文部省认为制造假文凭,不是单靠日本一个国家解决的,中日两国应该多加沟通,让文凭的产生更加透明化。如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机构的网址(网址:http:education),这是一份基于各国的教育制度作出被认可的大学的一览表,在因特网上公开,通过网络,谁都可以随时看到,联系到。“这个组织日本和中国都有参加,都是会员。尽管这一览表还是不充分的,但这也是辨别正规大学的一种手段。正是有这样的教育机构,才能有助于防止文凭造假,防止学历作弊,这比什么都重要。”(据《广州日报》)

  “超女”王贝之死,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医疗美容安全问题的担忧。近日,乌鲁木齐8名女士联合向媒体爆料称,她们先后在同一家私人诊所接受美容手术后,出现了并发症,不但没有变美,反而被“毁容”

  “超女”王贝之死,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医疗美容安全问题的担忧。近日,乌鲁木齐8名女士联合向媒体爆料称,她们先后在同一家私人诊所接受美容手术后,出现了并发症,不但没有变美,反而被“毁容”。

  她们要“讨回”属于自己的美丽,却发现有关部门对私人美容诊所监管不到位;另寻医院救治,又发现没有一家医院愿意接诊……

  11月29日,记者见到了其中的4名女士。丽丽(化名)一会儿挠挠自己浮肿的脸,一会儿又用手去端“往下掉”的下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后悔药,无论花多大的代价,我都愿意买。”玲子(化名)说,因为美容失败,她患上了抑郁症,曾经想到自杀。

  记者了解到,几位女士的美容经历类同,都是在一家叫做“张秀云西医诊所”进行的手术。

  玲子说:“今年6月18日,我第一次去‘张秀云西医诊所’时,诊所的负责人马艳非常热情,介绍自己‘在韩国学习过、在日本进修过,是美容博士,技术在乌鲁木齐市是一流的’,然后她捧着我的脸提出整形美容的建议,并承诺‘手术后绝对让你媚媚的’”。

  在马艳的劝说下,玲子于次日交了16000元后,由马艳主刀,做了补眼轮匝肌的手术。

  “马艳告诉我,手术后只要3天拆线就好了,可一个星期后,我的眼睛不但没好,还长出了许多疙瘩。”玲子回忆说,因为眼睛难受,她再次找到马艳。马艳给她的眼下打了一针,但一个月后,她的眼睛仍然没有恢复,还伴随瘙痒、流脓、视力下降等症状。

  年逾50岁的孙慧(化名)想通过美容让自己变漂亮点,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马艳。孙慧说,马艳特意拿出一个鼻梁假体给我看,说是从日本带回来的高尖端科技产品,原价至少在5000元,“你是朋友就给1500元”。

  孙慧说:手术后一周,眼睛开始出血,我多次上门找马艳,她说是正常反应,打打消炎针就会好的。经过多日的治疗,我的眼睛还是没有好转。马艳给我装的鼻梁,总有胀痛感,而且还可以左右移动。

  被“忽悠”进诊所的果果,也有着相似痛苦经历:“我躺在手术床上时,马艳拿来一张纸让我签字,说是术后的一些注意事项。我就按照她的指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后来才知道那是手术协议。”

  几个追求“完美”的女人,不但要忍受整形后“变丑”和并发症的痛苦,而且还要忍受“毁容”后无法得到补救的精神折磨。在打针消炎的同时,她们先后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五附属医院、军区总医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的美容专科求医问药,也去了几家较大的私立整形诊所咨询。然而,得到的答复是:无法接手诊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责任算谁的?

  玲子说,一些专家看了我的症状后说,脸上的肌肉组织僵硬的原因是注入不明物质后没能吸收,移位或凝固造成的。至于注入的是什么,那得通过医学鉴定。“我已经半年断绝和亲友的来往,不知道是否还有勇气面对以后的生活。”玲子说。

  日前,记者随同玲子等人来到位于乌鲁木齐市天津路博雅居小区。在小区临街的楼体上,有醒目的“张秀云诊所 整形美容”广告字样。

  在诊所里面,记者看到了放在办公室柜子上的工商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经营者的名字都是张秀云。据玲子等人介绍,她们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个叫张秀云的人。在诊所的接待台处,放着大量“马艳整形美容”的贺年卡广告,上面介绍马艳为整形外科主诊医生、全科医生、整形外科研究生。

  在马艳的名片上写着: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诊部整形美容科,背面则列了30余个手术项目,其中包括驼峰鼻矫正、隆下颌、隆胸、乳腺纤维瘤摘除等比较高难度的手术。

  记者说明来意后,马艳说:“现有两台手术要做,没有时间接受采访。很欢迎你们采访,也希望事情线小时都开着。”然而,记者在第二天拨打马艳的手机,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问询店员被告知,马艳去外地学习了大约需要半个月才回来。然而记者11月29日在天津路工商所采访时,马艳又出现在工商所。面对记者发问,马艳称“我有权不接受你们的采访”。

  11月29日,在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卫生局,记者看到了张秀云名下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其机构名称为“张秀云西医诊所”,而后面的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是马艳的。但未见有马艳系该诊所从业的证明,也未见到证明马艳为整形外科研究生的材料。

  记者来到这家诊所所在地的天津路工商所。工作人员调阅了有关“张秀云西医诊所”的相关资料,并查出2009年底该诊所因无照经营被工商所查处的记录。工商所所长赵炎告诉记者,从该诊所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情况来看,马艳应该属于该诊所的从业人员。

  记者在工商所了解到,“张秀云西医诊所”的营业执照是2010年2月核发的,诊所使用的房屋登记人是马艳。虽然“张秀云西医诊所”的医疗广告在药监和工商部门备过案,但是以“马艳整形美容”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整形美容科”为名的广告,工商管理人员明确答复:那绝对是违法的。

  据了解,玲子等人已经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医疗事故鉴定申请书”,乌鲁木齐卫生、工商、药监等相关管理部门均表示将对事件作进一步调查。(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2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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